“政府该松绑的必须松绑，别再让社会办医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李克强总理于5月5日为社会办医松绑的发声言犹在耳，半个多月后，国家为推动社会办医再添政策红利。

　　5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社会力量办医能力明显增强，行业发展环境全面优化，打造一大批有较强服务竞争力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服务供给基本满足国内需求，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新格局。

　　尽管《意见》对社会办医在准入、政策支持、监管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开出了“药方”，但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卫生法医师卓小勤看来，面对中央频出的“鼓励”政策，贯彻落实很重要。“光有中央文件，若没有具体实施方案打破原有的限制和阻碍，(推动社会办医)就很困难”。

　　层层审批壁垒要破除★★相关阅读:温州社会办医需要更开放的心态★★

　　“我到基层调研了解到，许多民间投资都很愿意投向医疗养老等社会领域，但这里面的前置审批‘条条框框’太多。”这是李克强总理了解自基层的声音。

　　“拿到一张医疗执照并非易事，要受到区域规划的限制。”经营着一家个体诊所的陈泽(化名)对此深有体会，尤其在大城市，无论是医疗机构用地还是医疗执照的审批都更为严格，更不用说工商、卫生、消防等“层层关卡”。

　　早在2010年，作为新医改的主要倡导内容之一，发改委、原卫生部、财政部、商务部和人社部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提出放宽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非禁即入”原则亦被提出。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准入，减少运行审批限制;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破除社会力量进入医疗领域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作为投身于社会办医中的一员，“降低门槛、简政放权”对于一直关注国家政策的陈泽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词，他有感受到近年来国家对于社会办医的开放态度，然而，门槛和审批在他看来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政策早就有，但似乎‘雷声大雨点小’”。

　　作为医改的前沿城市，深圳市《2010-2015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中仍规定，“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之间及其与区域医疗中心之间的距离，以不短于15分钟步程为宜，且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

　　曾参与上世纪90年代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起草的卓小勤指出，当时医疗机构设置的区域规划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做法，政府根据区域内人口、社会经济发展设置医疗机构规划，“一个萝卜一个坑”，“若局部饱和了，就不再批新的医疗机构”。

　　正因如此，在卓小勤接触的一些同行中，他们在向当地卫计委申办医疗机构时，就被“碰了一鼻子灰”，但在他看来，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迅速，“我们的一些政策实施没有考虑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9.3万个，其中医院2.9万个，在医院中有公立医院1.3万个，民营医院1.6万个;民营医院数量已占据半壁江山，数量超过公立医院，但服务量却仅占15%。

　　“80%的医疗资源服务20%的人群。”卓小勤用“行内话”指出了我国一直存在的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问题，“大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偏远贫困地区缺医少药”，他指出，医疗市场进一步开放，会调剂整个医疗资源的布局，对整个市场培育和发展有利，“目前经济和投资热点也是向大健康领域倾斜，民间资本是愿意进入市场的。”

　　人才流动有待进一步放开

　　对于2006年就进入医疗市场的吴治(化名)来说，谈到经营民营医院的难题时，“人才”是摆在眼前的问题，对于他目前正在经营的这家专科医院来说，“好的医师才能吸引更多的病人，好的口碑才能让医院立足”。

　　“可以明显看出处于中坚力量的年龄段的医师还不足，年轻医师比较多，但他们流动性也大。”对于吴治而言，目前坐镇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医师”还得益于之前的人脉，在参与社会办医之前，他是当地一家二甲医院的管理人员。

　　在此次《意见》中，加强人力资源保障作为第一项“政策支持”被提出，改革医师执业注册办法、多点执业，鼓励公立医院建立完善医务人员全职、兼职制度等被明确提出。

　　尽管多点执业在2009年就开始部分试行，目前，医师流动在理论上亦有政策支持，但一位在职医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实际中并没有那么理想，出于编制、职称的考虑，医师往往还是选择公立医院，而即使医师有意愿，“医院也不一定会放人，班排得满满的”。

　　人社部近日定调的“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为吴治的“人才引进”增添了一丝希望，但他也忧心着具体政策落实，医师多点执业的具体操作仍面临困难。

　　在卓小勤看来，人才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引名医走出来”，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除了晋级评职称因素，经营管理对于他们也是“陌生的”，“管理一个医疗结构，工商、药品、卫生、财务等各方面的检查都是需要应付的”。

　　“让我国大量公立医院的名医走出来为百姓服务，做民营医疗，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卓小勤指出，我国的名医基本都在三甲等大医院中，即使有被民营医院聘用的，但更重要的是吸引他们个体开业。

　　对国外医疗体制做过基础研究的卓小勤，介绍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他看来，发展社区公共医疗资源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这方面落实，才能使更多的临床医师走出来”。在美国，公共医疗资源发达，社区有相应的检验中心、影像中心，甚至手术中心，还配有相应的设备、护士和麻醉师等，个体医师只需要为患者开单、若有需要则去社区手术中心进行手术，这样减少不少前期投资，“个体开业压力并不大”。

　　除了对于名医的吸引，卓小勤仍关注底层人员的就医问题，“对他们的需求要落到实处，解决低层次办医问题”。

　　“一个村庄的村民已经基本进城并集中在一个区域，因为村民和村委会办的医疗机构的村医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就让村医到他们的聚居地来行医，结果却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刑。”这是卓小勤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在他看来可谓荒谬，“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有着这样的医疗需求，这些村医有资质，却无法拿到行医执照”，使得办医受到阻碍。

　　作为执业医师法的起草参与者之一，卓小勤认为相关的规定已需要修订。“按照原来的规定，执业助理医师只能在村镇独立办医，在城市只能在执业医师指导下从事临床工作;乡村医师按照规定不能离开乡村”，为解决农民工的医疗需求，能否考虑允许执业助理医师甚至乡村医师在特定区域内为他们服务。

　　行业监管也有待加强

　　谈起这些年的经历，吴治身处社会办医这个行当中，他最大希望则是“与公立医院有同等的政策待遇”。

　　“拨款就不要提了，我们是享受不到的，但希望在国家已经规定的政策上能享受同等待遇。”吴治以医保政策举例，民营医院拿到医保定点很难不说，“公立医院能报销50元，私立医院只能报销20元，病人当然会有选择。”

　　“我国对于公立医院有很多的政策倾斜，而在国外，民营办医的优势是高于公立医院的。”在卓小勤看来，公平的经营环境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政府购买服务是大的趋势，而不是像现在所有服务由政府包办下来”，政府需要好好研究购买哪些服务、哪些向社会开放、如何分层次服务。

　　此外，卓小勤认为，从根本上仍然需要制度改革，“目前的医疗保险模式等是否能真正调动医疗人员积极性，真正协调好医患关系是值得思考的”，医改应该考虑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政策的设计，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像现在不去触及、起不到实际作用。

　　而随着国家对于社会办医的政策东风，吴治和陈泽却感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压力，“一提到民营医疗，人们首先就想到莆田系，‘黑诊所’”，这让他们有着一丝无奈。

　　2016年，魏则西事件和百度贴吧等热点事件的持续发酵之后，今年3·15晚会又曝光了民营医院违法经营等事件，再度给“民营医院”贴上了不良标签，此次《意见》一出台，不少民众就表现出害怕“莆田横行”的担忧。

　　作为民办医疗的主力军，“莆田系在发展之初确实存在‘坑蒙拐骗’等问题”，但卓小勤认为对于他们也不能“一刀切”，也要看到他们其中在改正或认真提高服务的那些。

　　而更为重要的是“加强行业自治”，“我们目前的监管力度存在问题，卫生监督所等人力资源有限，大量社会办医但政府监管又跟不上，确实会造成问题。”卓小勤谈道。

　　参与过调研的卓小勤谈到国外的经验，在英美等地，都会成立医师公会，其带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可以说被赋予准行政管理职能，“医师管理规定中所有医师必须加入医师公会，若被其除名则就丧失了执业权利”。

　　“但我国的医院协会、医师协会等都没有行政授权，不具备行政管理职能。”曾是中国医师协会法律顾问候选人的卓小勤在当时就提出医师惩戒问题，国外有惩戒委员会，对于患者的投诉进行调查，一经核实就实施惩戒甚至开除，“而我国的协会则倾向于对医师队伍的一味保护”，相关机制没有建立。

　　温馨提示：如果您有什么疑问，请点击咨询，医师在线解答，温州男科医院。